王林征，男，1933年3月11日生，陕西省绥德县人。1945年1月参军，参加过抗日战争、解放战争中的多场战役，曾立一等功1次、二等功3次。1958年4月转业回到绥德，先后在县医院、县武装部、镇工商所等单位工作，1983年8月离休。获光荣在党50年纪念章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、80周年纪念章。

我叫王林征，1933年3月出生于陕西省绥德县。12岁那年，我响应征兵号召，到绥德警备区司令部参了军。

绥德承担着巩固黄河河防、阻止日军西进的任务。因为年纪太小，我被分配当了司令部的司号员。过去军队中有一句顺口溜，“司号员鼓鼓嘴，千军万马跑断腿”，军号就是指挥员的“喉舌”，我特别珍惜这个岗位。

要熟悉和掌握号谱，离不开艰苦的练习。陕北的冬天滴水成冰、寒风刺骨，我刚开始练习吹号时，嘴唇刚贴到冰凉的军号上就被冻住了，拿下来时，一层嘴皮就被生生扯了下来。整个冬天，我的嘴唇都在干裂渗血。那时部队物资紧缺，没有棉鞋穿，单布鞋根本扛不住零下几十摄氏度的低温，我和战友们的脚被冻得又红又肿，疼痛难忍。

1946年6月，解放战争打响，我被编入西北野战军第二纵队独立四旅14团，上了前线。在青化砭、羊马河、蟠龙镇等战役中，我用一声声嘹亮的冲锋号为部队指引着胜利的方向。

战争是残酷的，常有战友牺牲在炮火中。最让我痛心的是，1948年4月攻破宝鸡后，饿了几天的战士们正在生火做饭，锅里的面条快煮熟时，敌人突然来袭，形势危急，大家不得不饿着肚子拿起枪投入战斗。这一仗，伤亡惨重，许多战士连一顿饱饭都没吃上就永远倒下了。

为使号声传得更远，司号员往往需要站在高处，特别是冲锋时，位置最容易暴露，从而成为敌人射杀的目标。在一次战斗中，子弹顺着我的头皮擦过，留下了一道伤疤，至今还能清楚地看到。受伤后，我落下了一用力吹号就头疼的毛病，于是当起了卫生员，继续随军作战。

1949年2月，我所在的第二纵队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。9月，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根据战略安排需要翻越祁连山到张掖，斩断敌人西逃新疆之路。祁连山海拔高，终年积雪，气候变化无常，战士们都穿着单衣薄衫，即使累了也不敢歇息，更不敢蹲下，因为一旦蹲下就起不来了，还有些战士走着走着就倒下了。那次行军，不少战士长眠在了白雪皑皑的祁连山上。

1949年10月1日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。和平年代，建设新中国成了战士们的新使命。我跟随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，怀着“到最艰苦的地方去”的信念开赴南疆，开荒种地、发展生产。1955年3月，我又被推荐到天水步兵学校系统学习军事知识。我非常珍惜学习机会，在重机枪、轻机枪、手枪、自动枪、步枪训练中都取得了优异成绩。

自1945年1月入伍后，经历了数年的随军转战，烽火硝烟中，我早已和家中失去了联系。在天水安顿下来后，我试着寄出一封家书，远在绥德的家人接到信后得知我还活着，安排四弟赶到天水探望。兄弟见面，却带来了母亲去世的消息。我对母亲的印象还停留在离家时，她倚着家门口那棵老枣树抹眼泪。得知家中生活艰难，我就把部队发的毛巾、衣服等物资省下来寄给家里。

1958年4月，我转业回到绥德，先后在县医院、县武装部、镇工商所等单位工作，无论在什么岗位，我都兢兢业业、踏踏实实。我常想，我能活下来不容易，我要替死去的战友好好建设新中国。

1983年，我离休后把全部心思扑在了黄土地上，为一家人的口粮奔忙，那时天不亮我就要背起背篓上山刨药材。我是党员，又是老兵，总想着要起带头作用。村里当年有两口水井，井里积了脏东西，我会去主动清理，村里的小河发大水冲走了垫脚石，我第一时间搬来石头补上。

早年间，几个孩子的工作问题是我老伴儿挂心的大事。大儿子按照政策接了我的班，老伴儿想让我找找关系也给其他孩子安排个工作，但我没同意，我跟孩子们说：“我们有手有脚，可以不靠任何人，不能想着沾党的光。”

孩子们虽然没有大富大贵，但活得坦荡踏实。而今，我已经四世同堂了，我常对孩子们说：“当兵的时候，今天过了不知明天会怎样，谁能想到现在过上这么幸福的生活，电灯电话、楼上楼下，不愁吃不愁穿。娃娃们，要好好珍惜呀!”(王林征  口述 武利芳 记录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