张运贵(1909—1989),又名张永贵,福建建宁人。1931年4月参加革命,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参加过长征,曾任延安中央干部休养所护士长。1943年响应精兵简政号召,复员到陕北农村行医,1950年返乡务农。

我的外公张运贵出生于福建建宁的一户贫苦农家,父母很早过世,他从小给地主家当长工。那时候,官府和驻军横征暴敛,老百姓的日子苦不堪言。

1931年2月下旬,红四军第十一师第三十二团派出一支30多人的工作团,从广昌陈庄来到建宁桂阳、陈余、贤河一带开展打土豪、分田地、扩红筹款工作。当年3月,建宁第一支地方红色武装桂阳游击队成立;4月,外公报名参军,成为游击队战士,跟着队伍在桂阳周边开展革命活动。

1934年10月,外公跟随大部队参加长征。长征是他刻骨铭心的记忆,也是他经常给我讲的故事。每当说起倒在雪山里的战友、陷进草地泥潭再也救不回来的同伴,还有过腊子口时,为了执行大部队快速通过狭小山隘的命令,他不得不杀掉驮运药品骡马的往事,他总是忍不住红了眼眶。有一次我问他,长征那么艰苦,你们究竟是怎么挺过来的。外公声音很轻却很坚定:“怎么挺?相信党,跟着走就是了!”

打仗的细节,外公很少跟我讲,但有一件事他讲得很清楚。当时敌军有飞机大炮,红军只有步枪梭镖,战斗伤亡很大。有一次,外公正在抢救伤员,炮弹突然在附近炸开,多名战士牺牲,他小腿负伤,却忍着钻心的疼痛,把一名奄奄一息的战友背到五里开外的救护所。

外公曾在江西于都工农学校卫生所学习医护知识、救治伤病员。后来,延安物资供应紧张,党中央推行精兵简政,号召非战斗人员下到基层去,减轻公家负担。经过一番激烈的思想斗争,1943年10月,外公复员到延安县甘谷驿镇。他自己动手挖了两口窑洞,购置药品器械,开办私人诊所,为当地穷苦百姓看病。他自己采草药,服务热情细心,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“南方来的张医生”。

2010年夏天,我姨姨和舅舅们回到外公当年在延安行医的地方寻访,八九十岁的老一辈乡亲还记得他,说当年那个“南方来的张医生”,是出了名的好心肠。“当年还是张医生救了我的命哩!”听说张运贵的后辈来了,一位名叫张凤琴的老人匆匆赶来,一眼就认出了我大姨张青华,还唤着她儿时的小名“青娃”,俩人挽手聊起童年往事,笑得合不拢嘴。

新中国成立后,外公和外婆背着年幼的孩子回到建宁老家。回乡之后,他担任村党支部书记,后来转为客坊乡脱产干部。1957年,国家经济困难,全县精简机构,外公再一次响应号召,主动辞去公职,回到村里种地。当时家里人都很不理解:“您是吃公粮的干部,为什么要回乡下种田?”外公摸着孩子们的头,笑着说:“要相信党,不管当干部还是种田,都是革命工作的需要。”

1972年,时任福建省革委会副主任、省军区政治部主任周曼天专程到建宁看望外公。随后,福州军区两名政工干部前来核实他的全部革命履历,为他落实老红军待遇。当工作人员问他有没有什么个人诉求,外公只摆了摆手:“我现在生活很好,没有什么要求。”

曾有邻居不解地问他:“在外本来有大好前程,何苦回山里吃苦?”外公总是笑着回答:“当年我们村20多个人一起出去当兵,就我活着回来了。如今有妻子儿女,日子安稳,比起那些埋骨他乡的战友,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?”

1989年12月,外公在家中脑溢血去世,享年80岁。外公走后,我们整理他留下的遗物,只有两个装着旧衣物的木箱、一个磨破了边角的公文包和2000元现金积蓄,还有厚厚一沓他用毛笔抄写的党章。他一辈子把“相信党、跟党走”挂在嘴边,也刻在了行动里:长征路上救死扶伤,延安时期行医济民,返乡后扎根故土,面对荣誉不伸手,面对委屈不抱怨,把所有的奉献都当作理所应当,把所有的获得都看作是“比战友幸运”。这种刻进骨子里的纯粹和忠诚,是他留给我们后辈最珍贵的传家宝,也永远值得今天的我们学习和传承。